密议在克里姆林宫

内容提要：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两位主要领导人，能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，有如此长期的合作，能够如此深远地影响一个国家。1949年末、1950年初，他们先后抵达莫斯科，开始了与苏联领导人的谈判。

后面的会谈便由中苏两国外长周恩来与维辛斯基牵头，在双方小班子中进行。

斯大林似乎有些急。在此期间直接3次打电话给毛泽东。前两次是师哲接的，第三次由孙维世接，因意思表达不够明确，斯大林又把正在克里姆林宫帮周恩来工作的师哲叫到自己的办公室，要师哲把他的话再译一遍给毛泽东听，问问毛泽东到底还有什么打算和意图。毛泽东一听也急了，不知斯大林三番五次询问是何因，他不客气地让师哲将他的话译给斯大林：“我没有什么意见！有意见都在周总理那里。他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谈着吗？”

斯大林怏怏不快地放下电话，抓起烟斗……

苏方首先拿出一份条约草案。周恩来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，毛泽东立即做出反应：“把我们起草的条约马上译成俄文交给苏方，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。”

第二天，周恩来和王稼祥、陈伯达、李富春来到毛泽东的房间，讨论充实条约文本内容。毛泽东提议边讨论边译成俄文。于是，几位懂俄文的官员伍修权、师哲、戈宝权、徐介藩都被召集来，就在毛泽东住的一层的一个房间里，用最快的速度将他们讨论的文本译成俄文，并打印出来。原先的文本叫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”，周恩来建议加上“互助”二字，毛泽东很赞成，笑着喷了一口烟：“友好嘛，是相互的，不能一厢情愿，或者有来无往嘛。”

中方的草案于24日当天就交给了苏方。

旅顺大连、中长铁路的协议草案，由周恩来单独领着人制定。基本告一段落时，周恩来来向毛泽东汇报。毛泽东没什么意见，但从脸上看另有心事。果然，毛泽东推开桌上一大堆文件，对周恩来说：“我们还要搞一个声明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，我们已经宣布过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、条约一概不予承认。但外蒙古独立是一个例外。外蒙古独立是国民党政府办理的，但是我们尊重蒙古人民1945年的公民投票，他们一致拥护独立。现在双方政府经过谈判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。苏联也表示支持中国这一立场，同时也希望蒙古发表声明表个态。”

周恩来点头称是：“这样做比较好。”这件事的引起是：美国方面对中国两大领袖亲临莫斯科，与斯大林秘密会谈十分不安，一面猜度，一面由国务卿艾奇逊散布谎言惑众，说苏联要将中国北部合并，中国要收回外蒙古等等。

莫洛托夫也认为中国的建议很好，决定由中、蒙、苏三方各发表一项官方声明，以驳斥艾奇逊的造谣。苏、蒙的声明分别是以本国外长的名义发表的，这大约是苏联所说的“官方声明”。但毛泽东仍以战争年代向记者发表讲话的形式，亲自起草了文章，并以“胡乔木”的名义发回国内发表。

可是这件事大大惊动了斯大林，并引起双方小小的不快。

1月下旬的一天，斯大林邀请毛泽东、周恩来单独到克里姆林宫会晤。斯大林特别强调，苏方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，中方只邀毛与周，除了翻译师哲外，别人请勿到场。

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，在座的确实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。斯大林照例坐在大桌子的顶头，毛泽东的位置紧挨着主人，只有翻译在他们中间。斯大林依然握着他的大烟斗，轻轻地吐着烟，脸色平静而无表情。他首先说话，声音很小，带着地方口音，师哲要集中精力才能听清。他说：“今天请你们来，是想在这个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。”他用烟斗指了指莫洛托夫：“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，我们先听听他的吧。”

莫洛托夫从斯大林脸上收回目光，开始说道：“上次我们谈定，关于艾奇逊的谈话，我们应该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，驳斥他的胡说八道。而且我们约定，都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。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？”

毛泽东虽然领会了苏方谈话的要义，但不知毛病出在哪里。他如实说道：“发表了，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。”

斯大林追问：“胡乔木是什么人？”

毛泽东回答：“是新闻署长，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。”他弄不懂这有什么错，以前经常照此办理。

斯大林指出“错误”所在：“按照国际惯例，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、谈话或评论，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。所以，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，怎么说都可以，但那是一文不值的。”

莫洛托夫随即补充说，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，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。可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构，它代表不了整个政府。也就是说，中国方面没有按照商定的那样去做，这就是违背了协议。莫洛托夫说得很严重：“这个做法没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，中国方面怎么考虑的，我们不清楚。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，就应该遵守。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。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，今天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。”

斯大林叼着烟斗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其实莫洛托夫的每句话他都仔细地听着。莫洛托夫的话音刚落，他便接着说道：“这么一来，我们的步调就乱了。各行其是，减弱了我们的力量。我认为，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，紧密配合，步调一致，这样才会更有力量。来日方长，今后我们相互配合、相互合作的机会与场合是很多的，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，吸取经验教训，加强今后的合作，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。”

毛泽东一言不发，脸上泛起红润。烟头已燃了长长一截，他没有去吸。看得出，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激怒了。斯大林虽说话音不高，在毛泽东听来却像是在教训。他一生追求自由平等解放（尽管有时他自己也会陷入自相矛盾，即前面所说的“矛盾体”），最反对别人在他面前颐指气使，对他的父亲是这样，对兄弟党的领袖也是如此。1958年，他还在“游泳池”对外交部长陈毅及其部下重提过这件事：“我两次去莫斯科，头一次去，就不是以平等待遇我，那是什么兄弟党，是父子党……”

毛泽东始终一言不发，以此表示他的不满。

周恩来做了一些解释，但鉴于已经形成的气氛，他也表现得十分矜持。

谈话时间很短，谈完话，宾主离开克里姆林宫，前往斯大林别墅。斯大林是个敏感的人，不会不觉察出中国人的不悦。似乎是为了再缓和一下气氛，他特地把毛泽东、周恩来请到自己的车上，让他们坐在后排主位上，他和师哲坐在加座上。但大家各有各的心思，谁也不交谈。师哲形容：“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。”

为了打破僵局，师哲试着先同斯大林闲聊几句，问他：“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驻地去做客吗？”

斯大林轻轻说：“是说过，现在我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。”

还没等翻译，毛泽东竟猜出他们的谈话，对师哲说：“你和他谈的什么？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。”

师哲承认谈的正是此话题。毛泽东要他：“把话收回来，不请他了。”

斯大林似有警觉，马上追问师哲：“他说什么？”

师哲只好说：“我们之间的话。”

大家都不再说话，一直闷声不响地坐了30分钟车。

……

毛泽东解着钮扣，准备就寝，还在告诉汪东兴：“我们和苏联会谈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时指出，新的条约与《雅尔塔协定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。在我们双方内部讨论时，他们说东北、新疆不许第三国人进入，我们说东北还有2百万朝鲜人，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籍，怎么办？他们又答不出来，他们还是想按《雅尔塔协定》办事。他们给我们发来电报说，你们不能与国民党打仗，你们如果与国民党作战，你们这个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。这是什么话！如果说我们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说得过去，民族怎么能灭亡呢？所谓民族就是讲人么，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？”毛泽东说完这些话，好像释放了积怨，轻松地补了一句：“我是顶了他们的。”

据参加谈判的中国同志说，当斯大林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、新疆地区居留时，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，谈话有些冷场。周恩来随即反问道：“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，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？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。”斯大林对此反问措手不及，一时哑口无言。毛泽东完全赞同周恩来的这一反问，并试图让斯大林明白，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愉快，是因为苏方的这个主张，干涉了中国内政。